中国现代的思想文化，几乎是在一次次的论争中发展和深入的。这些论争自然是不同思潮与观点相互间的对峙或互补，也确确实实参与、影响乃至左右和形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进路。夸大点说，这些论争不啻是一个个坐标，标示着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不同时段的关注焦点和特征。比如“五四”时期的东西方文化论战，其后的科玄论争，再其后的民族形式论争等等。这中间的东西文化论战影响尤巨，它不仅是“五四”时期的一件大事，也是自上个世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遭遇到西方文化而感到强烈的失败感后自然形成的一个心理症结：东西方文化到底孰优孰劣？这个症结贯穿整个20世纪，各种观点和解决思路纷呈，尤以“五四”和80年代的讨论最为热烈。而对这个作为中国文化现代性和现代化的一切问题的出发点的根本问题，似乎永远不会有一个最终的答案。
这场论争涉及到很多人，双方的主要大将，一是代表“新青年”的陈独秀，一是时任《东方杂志》主编的杜亚泉。陈独秀因其在中国现代史上的贡献和曲折而被载入史册，杜亚泉却被主流的历史和意识形态所遮没和淡忘。直到90年代，因历史的风云际会，当一些人重审和反思“五四”的激进和功利时，杜亚泉的思想在尘封了七十多年后被重新挖掘，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先驱得到重视和研究。其中王元化先生功不可没，张汝伦、高力克、吴方等诸先生也从杜亚泉的思想中获得宝贵资源。1993年杜亚泉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着实热闹了一阵，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热点。
这场论争各方的主要观点，可以简单地概括如下：陈独秀认为中西方文化绝无共同之处，西方文化为“人类公有之文明”，因此需彻底抛弃中国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在进化论观点的支配下全盘西化。胡适也属“新青年”派，但并不排斥传统，坚持以西学为主体，强调两种文化之共性；吴宓则与胡适相反，他以中学为主体，但也强调两种文化之共性，两君均不主调和论。杜亚泉的观点独树一帜，他写了《动的文明与静的文明》、《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等文章，认为东西文化各有不同特点，应采取“东西调和”、“新旧折中”的态度，以中国传统文化统整和融合西洋文化。他与陈独秀争论的焦点并不在是否迎拒西方文化，而是是否彻底放弃传统伦理道德。现在看来，陈的观点中的激进、功利和庸俗进化论的痕迹非常明显，但他及“新青年”派以其“深刻的片面性”适逢其时，也有着他思考的历史脉络和内在理路可寻，其功绩和由此造成的问题也越来越得到客观和公正的反思与评价；而杜亚泉的观点则显得稳健保守得多，虽然他的“文化守成”在那个狂飙突进、急功近利的时代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却在历史的沉淀后显示了其特立独行、不随波逐流的深刻洞见和理性、沉思的智慧。
如果撇开简单的价值评判，杜亚泉的“文化保守主义”是有着现代思想史上的重大意义的。它绝不同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不同于辜鸿明等的彻底反现代；实际上，杜亚泉曾是“五四”时期重要的科学启蒙者和自由主义思想家：他不仅不遗余力地编译西方的自然科学书籍（如他第一个创办了科学杂志《亚泉杂志》，第一个翻译了门捷列夫的化学元素周期率，许多化学元素命名沿用至今；入主商务印书馆28年，编译了大量中小学自然科学教科书，还主编了大量词典，如《动物学大词典》、《植物学大词典》、《矿物学大词典》等都是划时代的。因此在中国的科学启蒙和科技史上，杜亚泉被称为“功业彪炳”的前辈），也介绍西方的思想文化和政治体制，如他曾翻译过叔本华的《人生哲学》，向往英国式稳妥、渐进的现代化进程。在主持《东方杂志》的9年间，适逢一次大战，他非常关心国际政治和时事，杂志中许多精彩的文章均出于他的手笔，可见他对世界文化的开放心态。因此以往认为他是反现代的保守主义者而将之排斥于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进程之外的做法，是狭隘的一元进化史观的典型表现。相反，在急风骤雨、全盘西化为主流的“五四”时期，杜亚泉能一方面依守传统资源，一方面又积极引进科学与民主，力求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调适折中，这种“不合潮流”的孤独的思想作为，如许纪霖所言，不啻是迥异于“新青年”、却又同样为中国现代化寻找出路的“另一种启蒙”。在90年代反思“五四”以来激进主义传统的思潮中，杜亚泉的“文化保守主义”成了人们追寻“五四”多元启蒙思想的另一个基点。而他超越时代的雍容与沉静、思考的深度与广度，更让后人惊叹感佩，难怪王元化先生激动地说：“我们现在思考的很多问题，他在80年前就注意到了，而且，思考的深度要远远超过我们当今的一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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